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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制度改革探析

来源:未知阅读: 时间:2015-04-22 16:12

作者:蔡亮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的是关于减刑制度。减刑制度是我国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也是对服刑期间的犯罪人的一种法律奖励措施。减刑制度具有预防受刑人再犯罪的作用,而且对于稳定监管改造秩序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我国刑法、监狱法等法律规定了减刑制度,但是,有关我国减刑制度的立法在减刑的对象条件、限度条件、减刑程序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缺陷。本文重点探讨了减刑制度在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减刑的适用对象、减刑的条件和减刑适用的程序,并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意见,以弥补我国刑事立法中对减刑规定的不足,增强减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使减刑制度更加趋于完善、科学。
关键词:减刑制度,存在问题,立法完善
一、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相关法律对于减刑制度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多年来减刑制度在我国司法运行的实践却反映出诸多问题。
1.减刑适用的对象没有区分
根据刑法第78条笫1款规定,减刑的适用对象是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被判处上述刑罚的犯罪分子,无论是何种性质的犯罪,以及犯罪的主观要件怎样,都可以适用减刑。对于普通刑事犯可以减刑,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也可以减刑;对无期徒刑以下的重刑犯可以减刑,对轻刑犯也可以减刑;故意犯可以被减刑,过失犯也可以减刑。减刑制度只有刑罚种类的限制,没有犯罪性质、罪过形式和刑期长短的限制。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减刑做了从宽掌握的规定。但由于立法的限制,在具体操作上未成年人的减刑与成年人罪犯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区别。因为无论减刑的幅度多大,减刑的间隔多短,未成年人同样要服满原判有期徒刑的二分之一,被判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犯,也要至少实际服满13年徒刑后才有可能减刑,这与成年人犯罪是完全一样的。
2.罪犯适用的减刑条件并不严格
我国的减刑适用条件要求服刑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抑或有重大立功表现。尽管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对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和“重大立功表现”作了较为具体的解释,但还是具有抽象性、笼统性,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尤其是“确有悔改表现”的具体操作标准。这便给行刑监管机关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观性以及伴随而来的很大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风险性。况且,即便是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变现,也不是一定就获得减刑,“可以”仅是一种倾向性的法规术语,行刑监管机关有权力用“不可以”答复罪犯,而不需说明任何理由。可以说,可以型减刑对服刑犯罪分子而言是一种没有担保的债券,真正的权利何时能兑现则是一个未知数。这些抽象性法言法语距离作为权利的条件规定还有很远的距离。服刑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减弱甚至消除是对其减刑的决定性条件,而考察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要观察其平时服刑期间的客观外在劳动改造行为,又要关注其内心主观思想改造情况,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对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做出科学的判断。反观我国的减刑适用条件,“确有悔改表现”侧重的是罪犯内心的主观思想改造情况,“立功表现”和“重大立功表现”侧重的是罪犯客观外在的行为表现,三者具备其一就可以减刑,具备“重大立功表现”更是应当减刑。如果某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一直不悔罪,不积极接受教育改造,时常违反监管规定,但却因掌握特种技术,在一次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属于重大立功表现,监管机关必须对其适用减刑,这显然是“唯功是举”。可见,我国的减刑适用条件并没有对减刑的实质有清晰的认识,把握罪犯改造的行刑规律,没有做到主客观相统一。
3.减刑适用的程序过于简单
《刑法》对减刑的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减刑的合法性与严肃性,确保减刑的质量。但法律规定的这种减刑程序过于简单,明显是一种行政审批程序,而非严格的司法程序,缺乏严密、严格的程序保障机制和运作机制。
罪犯在减刑中应享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其合法权利并未被剥夺,而应严格保障,但在减刑实践中,罪犯的合法权利缺乏程序保障。例如在减刑过程中,罪犯没有向法院主张减刑的陈述权、辩护权,在对减刑裁定有异议时,也无法定途径帮助其实现司法救济。   
减刑制度未能体现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减刑程序中,没有给被害人参加诉讼程序的机会,被害人被剥夺了表达意见的资格,致使当事人双方的诉讼地位平等性受到严重冲击,造成不良社会效果。
4.减刑对于罪犯缺乏善后制约力
首先,由于权力仅在监狱和法院之间单向运作,而且减刑程序运行具有封闭性和秘密性,使得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低下,案件的处理程序被完全隔离于公众视野之外,极易出现问题。实践中,法院如何对案件进行审查、依据哪些事实裁定准许减刑、据以裁定准许减刑的事实是否真实、可靠等,社会公众和当事人都无从知晓,这对防止执行机关以及法官滥用权力显然极为不利。而实践中出现的诸如“权钱交易”、“花钱买减刑”等诸多问题,都是因为权力无法制约而造成的。
其次,虽然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法院的减刑裁定予以监督,但是实际上,检察机关的监督往往得不到落实。根据规定,法院在作出减刑裁定后,应当通知相应检察机关。如果检察院认为法院裁定减刑不当,可以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法院应当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作出最终裁定。但是实践证明,这种事后监督机制的效果无法令人满意。由于减刑裁定一经送达即生效,这样对于一些一减刑就刑满或即将刑满的罪犯来说,裁定书送达后或被立即释放,或被稍后释放,即使检察机关发现裁定有误而提起纠正意见,亦难以收监执行。而更多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由于缺乏获悉服刑人表现的信息渠道,往往无法准确判断服刑人是否符合减刑的条件,而且对于法院的书面审理程序,检察机关也无法介入,对于法院是否严格按照程序裁定减刑也不得而知。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立法希望通过检察机关的监督实现权力制约的意图也难以落实。
 二、减刑制度问题剖析
(一)我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弊端
第一、重刑主义思想影响较重。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从简单的同态复仇到夏、商时期奴隶制刑罚,及至演变到封建社会的“五刑”,刑罚的变化,同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统治阶级崇尚刑法,重视刑罚。在我国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都采用刑罚的手段。在重刑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复仇意识、复仇观念根植在我国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公众心中,导致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痛恨,希望对其严惩不贷,希望司法机关将其长期封闭关押甚至判处死刑,这将影响犯罪分子减刑的适用。
第二、重实体、轻程序。这是我国司法观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把法律作为治世的工具,程序只是为了保障实体而存在,只要实体正确,程序可有可无。其结果是程序工具主义泛滥,程序内在价值,正当程序被忽视,从而助长了刑事执法中的非法专断,随心所欲,这种思想与正当程序的立论基础背道而驰,使得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对减刑程序的规定过于粗疏,其程序设置与正当程序的要求相去甚远,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执法尺度宽严不一,既不利于刑罚最终目的的实现,也容易导致刑罚偏离司法公正的轨道,甚至滋生司法腐败现象,使减刑的存在大打折扣。
 第三、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我国历来将打击犯罪、保护秩序作为刑事法的第一要务,并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体现了个人利益。由此,过于扩充国家司法机关权力,限制当事人权利,建立了强职权主义审判模式,这种观念延伸到刑罚执行阶段,由于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一定的同质性。因此,认为在法院将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时候,被害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再让被害人进入刑罚执行阶段,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被害人于是被排除在减刑程序之外。另一方面,认为罪犯作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是刑罚打击的对象,对社会秩序存在极大的威胁,其人权应该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能赋予其权利来对抗国家的统治权,于是罪犯也被剥夺了减刑程序的参与权。
(二)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缺陷
1.对于减刑适用对象的规定
针对特殊犯罪分子,我国刑法在减刑制度的设计上缺少特殊规定。没有作出对青少年罪犯适用减刑的特殊规定、没有规定缓刑犯可以减刑、没有规定监外执行罪犯可以适用减刑。
2.对于减刑适用限度的规定
现行规定使得罪犯原判刑罚越短实际服刑期限相对越长,罪犯平均实际服刑期限普遍偏长;不满五年短刑期罪犯的减刑机会和减刑比例偏少。并且,我国刑法对于减刑幅度的具体规定较模糊,缺乏具体操作规范,使得在减刑工作中随意性、主观性问题比较突出,这不利于现实工作,也不利于罪犯的积极改造。
 三、减刑制度立法改进
减刑工作经过十几年来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模式和程序。但是还需要更加的规范和科学,才能适应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应本着现代刑事政策重视行刑、注重刑罚效益、刑罚公正和罪犯回归社会的精神的趋向,从保护人权的角度,依法适用减刑;应当严格按照刑法的立法原意,建立合法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罪犯尽早健康回归社会,促进刑事司法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的水平发展。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
1.减刑适用对象条件的立法完善
 增加对青少年罪犯适用减刑的特殊规定。在刑法中专门规定对青少年罪犯适用减刑的特殊保护条款。借鉴国外关于青少年罪犯适用减刑的特殊保护条款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国情,具体设想如下:(1)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罪犯,在监狱或少管所服刑2年以上,只要没有重新犯罪、无严重违反监规的都应当适用减刑;(2)对于被判管制、拘役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青少年罪犯,只要在服刑期1/2时间内未有重新犯罪,都应当适用减刑;(3)对于入狱时是未成年人,服刑过程年满18周岁的,在适用减刑的条件上应当比照其他成年罪犯适当放宽减刑条件。(4)对于未成年罪犯,可以规定实际服刑的期限不得少于原判刑期的1/3,无期徒刑的不得少于8年等等,而不应该对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简单地采取不作区分的“一刀切”的办法。    
2.减刑适用的幅度、限度条件的立法完善   
第一,关于减刑幅度的立法完善。关于减刑幅度,国外的做法一般是按月减刑,中间没有时间间隔。我国应在刑法中规定具体的减刑幅度,而且原有的司法解释中所规定减刑幅度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重构减刑幅度,改革往常减刑多量少次的做法,实行少量多次的做法,实行按月减刑。减刑是促进罪犯自觉改造的刺激因素,一次不能减刑很多,而应细水长流,经常有刺激因素存在。
第二,关于减刑限度的立法完善。对于减刑的最低服刑期限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立法规定,作出更为具体的细化的规定,以扩大减刑的适用率,而不是硬性的、笼统的规定。
3.减刑适用程序的立法完善
改变书面审理方式,实现公开开庭审理。在行刑机关、被建议减刑的罪犯、检察机关等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共同参与下,通过相互之间的举证、质证、辩论,认真审查罪却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准确认定罪犯是否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在开庭审判模式中,由服刑人作为减刑提请方,检察机关因其监督职权,作为相对方,表达异议。刑罚执行机关,作为刑罚执行情况的见证机关,提供服刑人的刑罚执行情况的证据。被害人如有异议,也可参加到庭审中,发表自己的看法。服刑人可自行或聘请律师代为提供可以减刑的证据,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服刑人可以提供自己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证据,也可以请求同监室人员出庭作证。开庭审理中,除了拟被减刑人本人之外,他的同监室室友也可出庭,发表个人对拟被减刑人日常表现的意见。服刑人及其聘请的律师无法自行取得的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对服刑人的考核情况,作为是否减刑的证据。检察机关因其负有的监督职责,如果发现不应当减刑的情况,应当提出,并在法庭上说明不应当减刑的原因,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开庭审判的程序应当遵循:言词原则、公开原则,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相关人员可以陈述自己的意见,可以相互辩论。最后,由法院决定是否减刑。
全面推行减刑公开,建立减刑公开公示制度。全国各监狱都应全面建立减刑公开、公示制度,将监狱减刑工作的减刑条件、减刑程序、减刑结果、减刑监督向罪犯及家属公开,向社会公开。各监狱在办理罪犯的减刑工作时,应坚持以分考核、择优呈报、依法衡量、集体研究、逐级审核的制度,坚持“四公开”原则,即条件公开、程序公开、评议公开、结果公开的原则,以此将减刑工作置于社会的有效监督之下,消除司法腐败,促进执法公正。
 总之,我国的减刑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对于鼓励罪犯积极改造、维护监狱安全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减刑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别是对现行的减刑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如何进行完善,依然是摆在刑事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实际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应通过不断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完善我国减刑制度,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刑罚目的实现,激励罪犯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这一目标。